氣候變化已成為當今世界關注的焦點，由此引發的極端天氣事件，不僅危及人類的生命和財產，也影響人類的歷史和文化發展。因此，越來越多的人文與歷史學者研究者紛紛投入到對該領域的探討中。2023年12月16日，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跨文化科技交流與絲路文明研究中心舉辦的“科學史國際前沿學術論文研讀會”第9期在線上召開。本期研讀會以“理解氣候：文化與歷史的視角”為主題，由北京大學博士生博爾琛、南開大學博士生郭慶以及清華大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講師仇振武進行領讀。與談嘉賓為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研究員、奧斯陸大學客座研究員敖友華（Erling Agøy），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喬瑜，以及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特別研究助理孫萌萌。
博爾琛分享了Mark Carey教授的文章“Climate and History: A Critical Review of Historical Climatology and Climate Change Historiography”。文章探討了氣候歷史研究的四個重要領域，分別是氣候重建、社會影響與響應、氣候知識的使用和濫用、氣候文化的建構與感知。
氣候重建是通過自然檔案或社會檔案來重現過去的氣候信息的一種研究方法。來自氣候史、歷史氣候學、以及古氣候學等領域的學者共同參與其中，使其成為一個跨學科交叉領域。氣候重建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氣候變化的歷史過程和規律，為研究氣候對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提供基礎。社會影響與響應則是研究氣候變化如何影響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以及人類社會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它可以揭示氣候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關系，氣候因此成為與技術、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力量并存的眾多變量之一。盡管如此，學者們有時候也批評這類研究滑向了“氣候決定論”，因此研究氣候知識的使用和濫用就變得極有必要。這些研究可以揭示不同的社會群體是如何有意或無意地利用氣候科學的知識來追求自己的利益和目標。作者分析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背景下，氣候知識是如何被用來為殖民主義等不平等的制度和現象辯護或反抗的，以及西方氣候知識如何與本土生態知識（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相結合。當然，氣候知識的生成與人們對氣候文化的建構與感知密不可分。這是研究氣候變化如何影響人類的文化表達、知識體系和世界觀的一種研究方法。它可以展示氣候與文化的相互塑造和相互影響的過程。因此，作者認為對氣候變化的歷史研究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而且是一個社會問題：氣候史研究應進行更多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分析，去闡明真實的人如何應對氣候變化以及社會關系、權力動態和思想如何應對這種反應。最后，博爾琛提出了問題：在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歷史脈絡下，氣候史研究者應如何將社會和文化的兩種價值納入其中？
竺可楨，中國歷史氣候學的奠基人
郭慶分享了Fiona Williamson的The “Culture Turn” of Climate History: An Emerging Field for Studies of China and East Asia一文。該文主要關注氣候史的“文化轉向”在東亞的發展與應用。東亞變化多端的氣候為東亞氣候史的“文化轉向”提供了重要基礎，在東亞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儀器和天氣記錄的基礎上，以竺可楨為代表的學者們發展出了豐富的歷史氣候研究，但這些研究往往集中于歷史氣候資料的收集與重建、將重大事件與氣候聯系起來以及極端天氣對社會變化的影響等問題上。此外，由于這些定量研究局限于自然檔案，傾向于將氣候與社會的關系簡單化，因此有時候甚至會倒向“氣候決定論”。因此，氣候史研究應多關注社會檔案，并引入人文學科的方法與視角。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充實關于氣候影響社會的背景信息，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視角和動態的分析，構建了一個彈性而非機械響應氣候變化的社會。這些研究挑戰了原有的氣候導致饑荒、戰爭等結論，通過個案揭示氣候變化在歷史上的隱藏作用，將歷史敘事和氣候重建結合，并進一步探索社會視角下的氣候。沿著這條路徑前進，文化轉向便提倡從文化上理解氣候并豐富氣候的概念，探索氣候與社會文化和大眾信仰體系的相互聯系。Fiona通過兩個案例進一步介紹文化如何理解氣候以及兩種檔案是如何結合的：沿海地區的臺風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氣候文化，這成為外國和本土觀察者對地方和文化敘事組合的關鍵部分；中國古代乃至近現代盛行的祈雨顯示出文化當中對氣候的認識。這兩個案例說明對氣候的“社會記憶”在處理、解釋和管理流行文化和傳統社會的天氣方面有著強大的應用。Fiona最后指出，現實世界的緊迫要求我們進行“文化轉向”，并提倡更全面的氣候史研究和更大范圍的綜合研究。
除此之外，領讀人還對文章的目標進行了評價，并分析了文章的對話人及其學術傾向。在最后，領讀人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如何界定自然檔案與社會檔案？在氣候史研究中，氣候文化史與氣候重建的關系是什么？氣候文化史應該居于什么位置？
美國科爾比學院科技史學者James R. Fleming的著作——《修復天空》（ Fixing the Sky: The Checkered History of Weather and Climate Control）
仇振武以《世界歷史上的厄爾尼諾》一書為楔子開啟了對James R. Fleming的Climate, Change, History一文的領讀。仇振武介紹和分析了Fleming的生平及其具有跨學科特質的科研歷程，并對其《修復天空》（Fixing the Sky: The Checkered History of Weather and Climate Control, 2010）等著作的內容進行了簡單的回顧，以此幫助聽眾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治學路徑與學術觀點。仇振武分析道，Fleming在該文中首先對氣候的概念以及氣候學的發展進行了簡單的梳理，但他認為氣候不單單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與經濟、種族、歷史等議題聯系密切，尤其強調氣候與歷史的關系。在Fleming看來，氣候史研究主要有三種路徑：年代氣候學，年鑒學派以及作為科技史的子領域。然而，Fleming對氣候史有著獨到的見解，并批判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氣候史“不是狹隘的個案研究或宏大敘事，而是具有重大意義、廣闊視野和悠久歷史的‘全景歷史’（big picture histories）；不是所有環境和歷史，而是特定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的大氣環境”。很顯然，Fleming理解的氣候史既不隸屬于科學史，也與環境史有所區別，而是有著自身的特點。
作為最后一位領讀者，仇振武對三篇文章的共性與差異進行了簡單總結。例如，在什么是氣候史方面，Fleming和Fiona都強調了“氣候史”與“歷史氣候學”的區別；在氣候史的文化轉向方面，三位學者都持肯定態度，但在地理空間上，Fiona強調了氣候史的“亞洲轉向”；在對環境史的態度上，Fleming似乎頗有微詞，Fiona則積極肯定了環境史的貢獻；而在對“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憂慮下研究氣候史，則是所有相關學者的共識。此外，仇振武還分享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有必要區分“歷史氣候學”和“氣候史”；應承認和借鑒環境史、科學史等學科對氣候史、氣象史的作用，其中環境思想史也契合了氣候史、氣象史的“文化轉向”；對地方知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揭示出全球與地方之間的張力；氣象史的學術發展脈絡與氣候史也有所不同。
隨后，與談嘉賓對三位領讀人的分享進行了補充和拓展。
敖友華首先分析了第一篇文章的背景、方法以及觀點等內容，認為該文作者對拉丁美洲方面的介紹非常充分，提及了許多氣候史以及環境史的術語，對氣候史的研究領域有著廣泛的介紹，對后來者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啟發意義。其次，他也指出文章值得改進之處，諸如在中國方面涉及較少，在一些問題上處理過于簡單等，并對領讀人能在講解中對論文的一些內容進行補充表示贊賞。同時，敖友華也指出了一些可以研究的方法，并且想知道文中的哪些方面與領讀人的研究有關。在對郭慶的領讀進行評議時，敖友華表示了解東亞的氣候特征至關重要，但目前研究更多地關注海洋，其實內陸的氣候問題也值得關注。作為學者，應該注意氣候史中自然和人類因素的相互關聯，在研究上可以將社會變化與氣候歷史聯系起來，同時考察歷史上的概念、觀念和習俗。最后，他也提出了一些思考，例如如何使用不同的檔案，如何選擇合適的分析框架，等等。敖友華認為，第三篇文章更像是一篇總結性的論文，這篇論文最大的貢獻是讓人們知道氣候的文化史很重要，并且激勵未來的研究人員。但是作者對氣候這個詞的解釋是從西方歷史視角出發的，實際上東亞與中國的氣候概念有著完全不同的圖景，不同地區的氣候觀念受到各自文化的影響。敖友華對仇振武提出的一些問題也進行了回應，他認為氣候史應該是環境史的子集；由于天氣、氣候等術語與概念的緊密聯系，氣候文化史也可以看作思想史或者科學史，一般情況下無需進行嚴格的區分。
喬瑜指出，關于氣候等自然知識的生產具有不確定性，氣候史研究的意義重大，不僅是對傳統史學的一種批判和補充，也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一種突破。氣候史因此成為理解歷史的一把鑰匙，其關注到人類與自然的相互影響和共同演變，以及這些變化如何影響歷史發展的進程。她認為，氣候史研究也有內外史之分，氣候外史研究給職業歷史學家提供了廣闊的學術空間，使其能夠補充氣候內史研究，彌合了合理性和現實性之間的間隙。對于論文中涉及的話題，喬瑜還講述了自己關于澳大利亞殖民時期氣候史的研究，該研究探索了傳統氣象學知識科學化的過程，她認為可以從這個角度觀察社會經濟如何影響氣象學科的發展。
孫萌萌引用了Mike Hulme的文章Climate and Its Changes: A Cultural Appraisal對博爾琛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補充與回答。她認為，氣候讓人類在文化中與天氣相處，其為人們本應過于混亂和令人困擾的不穩定和不可預測的天氣經歷引入了一種穩定或正常的感覺。因此，氣候和文化是一對二元關系而不是二元對立關系，氣候和文化之間的二元溝通也就成為理解氣候或文化概念的必要部分。孫萌萌以Dagmar Schäfer（薛鳳）教授等的What Is Local Knowledg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Yuan Dynasty Disasters in Imperial China's Local Gazetteers一文為例，解答了關于自然檔案與社會檔案區分的問題。她指出，從自然檔案到社會檔案的轉變不在于檔案的類型與內容，而在于觀察和解讀的視角。比如在這篇關于地方志的研究論文中，災害記錄不被視為真實發生的事件，而是被視為一種話語，是一種認識論實踐的地方知識的表現。她認為，這種視角轉換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災害的政治性和文化性，而不是簡單地將其歸因于自然因素。對于氣候文化史與氣候重建的關系，孫萌萌認為，氣候的文化轉向代表著范式的轉移與視角的轉變，其關注與研究的問題將完全不一樣。而這之間的視角、問題和哲學基礎都不同，因此兩者之間很難融合。
在小組討論環節，幾位領讀人首先對評議人的發言人進行了回應。博爾琛認為，該文涉及氣候史的廣泛領域，但也有過時之處，因此他引用了一些后來出版的書籍進行補充。該文給他帶來了研究方向上的啟示，使他進一步思考氣候史研究文化轉向的意義。郭慶從切身體驗談起，認為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對氣候的體驗，這種體驗在中國文化中有著充分的表達。對于氣候重建與氣候文化史之間的通約問題，他也結合自身經歷提出了一些思考，認為需要更多的人文學者投入到氣候史的研究當中。仇振武肯定了喬瑜關于傳統氣象學知識科學化的思考，認為氣候史、氣象史本身的特質為人文社科學者的研究打開了窗口，成為值得深入探索的跨學科領域。
隨后，與會者對如何引用氣候重建以及自然科學家利用歷史檔案所進行的工作進行了自由地探討。仇振武在回應關于地方志的問題時說道，歷史研究的不同尺度和能見度，影響著我們對氣候與歷史關系的看法。在大尺度上，氣候與社會的緊密性更加顯著，但在小尺度上，就更加微觀與細致的研究而言，或許氣候的因素就不那么重要。因此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對尺度的處理，Deborah Coen的Climate in Motion一書值得參考。敖友華認為，當我們依賴于社會文獻進行研究時，氣候重建可以幫助檢查我們關于特定事件的研究，從而得到社會檔案和自然氣候歷史的綜合，但對于這種綜合問題的探討仍然是相當棘手的。孫萌萌認為，自然檔案及社會檔案的結合本質上是兩種視角的結合，在氣候重建基礎上進行文化與歷史視角分析或許會遇到一些困難。郭慶認為氣候重建與社會文化之間存在一種錯置，人們對氣候的實際感受與氣候變化趨勢并非必然一致，由于氣候重建的分辨率問題，在分析小尺度問題時這種錯置會大量存在。喬瑜最后進行總結：大尺度上氣候重建工作是有共識的，這是人文學者得以研究的重要基礎。歷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拼圖，而錯置提供了這種拼圖的線索。氣候的重建和歷史的重建是在兩條不同軌道上對于世界的描繪，彼此之間互有影響。
最后，觀眾向孫萌萌和敖友華提出了關于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以及如何將西方傳統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聯系起來的問題。孫萌萌認為，數字人文給定性的歷史研究提供了定量的分析方法，兩者在尺度上也有大尺度和微觀分析的區別，如果能夠將二者進行有機的結合，將會推進問題分析的深度。她為此推薦了一些使用相關方法的文章。敖友華認為，西方與中國的氣候文化既有差異，也有共通之處。例如，挪威和中國都有一種民俗，就是根據特定時期的日照情況，來預測未來一年的氣候變化。為了深入研究這一問題，需要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通力合作。
領讀文獻：
1. Carey, Mark. "Climate and History: A Critical Review of Historical Climatology and Climate Change Historiography."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3.3 (2012): 233-249.
2. Williamson, Fiona. "The “Cultural Turn” of Climate History: An Emerging Field for Studies of China and East Asia."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11.3 (2020): e635.
3. Fleming, James. "Climate, Change, History."Environment and History20.4 (2014): 577-586.